清中期后，农民自由迁徙带动马铃薯传播

自乾隆初年始，户口管理日益放松，农民得以自由迁徙，大规模的移民垦殖活动兴起。伴随着移民迁徙的步伐，马铃薯的薯种及种植技艺流传得更远，就连相对偏远的西南、西北地区及陕南高原也开始尝试栽种。所幸马铃薯的表现并未令人失望，它不但很快适应了复杂的自然环境，而且产量颇高，远超一般高原作物。据汉中知县严如煜所称，嘉庆年间，单株马铃薯普遍可结实十数、数十颗，哪怕是一块贫瘠的沟地，也往往能产出十数石（dàn,历史上用来计量谷物容积的单位）马铃薯。考虑到当时的种植条件和技术，这已是相当惊人的数字。

至道光年间，马铃薯进一步传播到山西中部、北部，其后山西更发展为中国马铃薯的主要产区。马铃薯的到来受到了山西人民的极大欢迎，当地人根据地域特色，亲切地称这种花白茎大的作物为“山药蛋”。当时马铃薯产量之高，竟已达年收数百石的地步。

马铃薯的移植频频传来捷报，使更多人认识到这类作物潜在的经济价值。在政府的大力推广下，马铃薯的种植在全国蔚然成风，南至闽粤等地，北至内蒙古、东北，几乎随处可见马铃薯的身影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清朝全盛时期，即18世纪以后，我国多处地方志中都出现了马铃薯的身影。1700年，福建省北部山区一个颇具特色的小县的县志《松溪县志·物产》卷六中记有“马铃薯，菜依树生，掘取之，形有大、小，果如铃，子色黑而圆，味甘苦”；1739年的《天津府志》卷五《物产》中记有“芋，又一种小者，名香芋，俗名土豆”；1762年的河北正定的《正定府志》中也有“土芋，通志俗呼土豆，味甘略带土气息”的记载。由此可见，18世纪马铃薯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种植或食用。